本文所说的”剧诗”,不是对戏曲艺术美学整体的概括,而是指戏曲文本中的唱词。
    剧诗的形成,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艺思维方式——诗化思维方式,对于传统戏曲文学进行规范和影响的结果。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对这一内容进行论述:一、沿着”渐近人情”的轨迹,《诗经》之后的中国文学艺术的纵向发展是逐渐由”阳春白雪”贴近”下里巴人”;戏曲艺术形成之后,剧诗作为戏曲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诗文传统变异的结果,即它仍然是诗化思维的产儿。二、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切文学艺术都处在诗化思维的垄断中。在这种强有力的荫庇下,戏曲文学形态包括剧诗,乃至戏曲作为舞台立体艺术的整个艺术美学形态,无不对抒情诗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十分的倚重。
    一、剧诗的产生:诗文传统流变的结果  中国戏曲的孕育,应当说来源于两大血统:一是我国从先秦开始的歌诗传统;二是我国古优以来的戏剧性表演——从优谏传统下的”优孟衣冠”、参军戏到宋杂剧金院本。我们可以把这两大传统作为中国戏曲形成的父系和母系。本文重在探讨歌诗传统对于戏曲文学美学风貌的决定性影响,所以把前者作为关注的焦点。
    我国文学艺术的历史发展,着重可以表现为诗体的流变。对于这一点,体悟得比较早的是南宋的严羽,他把盛唐作为诗歌艺术的顶峰,指出”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明代的胡应麟与严羽略有不同,他指出,”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胡应麟继严羽之后指出了诗体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事实:曰风、曰雅、曰颂,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辞、曰曲、曰谣、曰谚,两汉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绝句,唐人之音也。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盛而诗亡矣,曲盛而词亦亡矣。
“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胡应麟比严羽晚生了大约300年,他多看到了这一点。而更进一步的是,他指出了变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我国古代诗话中历来有”言志”和”缘情”两说,不过多以缘情作为诗的基本特征。但在远古时代,”诗”却不是个人的抒情作品,而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很多材料说明,”诗”的原始形态与文本无关,它与”乐”本不可分,是以原始歌舞的方式存在的。从《诗经》的《大雅》和《颂》仍可看出这种性质和痕迹。但到了后来,文学艺术相继从祭神礼制中解放出来并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文学(诗)也得以从宗教、历史、政治中解放出来而成为抒情艺术,进而奠定了我国的诗性文化传统。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文化中,先秦、魏晋、中唐、明中叶是四个转折点。先秦时代的汉民族在接替氏族公社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开始摆脱种种原始宗教观念的束缚,同时形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的诗性文化传统。终及中国整个封建社会,这个文化传统始终没有改变。这个传统是戏曲作为一种民族艺术形态形成的大环境,也是本文的中心所在。继先秦之后,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社会的转折变化,在文艺领域和美的理想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中唐到北宋则是世俗地主阶级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全面开拓和成熟期,明中叶主要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以俗文学和浪漫主义思潮为标志的时期。总之,从魏晋到明中叶,是一个”人”的自主意识从觉醒到逐渐壮大的过程。从艺术形态来看,这个过程表现为原始歌舞中歌、乐、舞的分离,也就是艺术从混融的、神秘的巫仪中的分离独立;之后,这些因素又分别发展壮大,到中唐后又以自己的健壮形式走向融合,它庄严地表现为宋元时期中国戏曲的形成,及戏曲到明中叶所成就的”艺坛盟主”的辉煌地位。
    让我们把历史剖成一个切面,把目光着重转向唐代。古代诗歌有合乐的乐府歌辞和词、曲等,也有不合乐的五、七言诗。至于近体诗,尤其是律诗,则是文人的加工创作,和乐歌的距离较远。由于声调和对仗、字数等格律的要求,不免束缚思想,不利于它的普及和发展。然而诗人利用汉语的自然声调构成了诗歌的音乐美,如近体诗只有平起或仄起两种基本的曲调,发扬了专押平声韵的长处,句尾可以曼声吟咏而不变调,因而顺口成诵,铿锵悦耳,补偿了不合乐的缺陷。从这一点看,比之古体诗,近体诗的确是有所发展、有所发明的。所以近体诗的盛行不衰自有其本身的原因。
    唐诗早已脱离乐曲而独立发展,只有少数入乐的诗是乐工采用现成作品以配乐歌唱的,诗与歌本来是一家,但在发展中毕竟分立门户了。诗更富于文学新的特征,可以不依附于音乐性而独立发展,历来被认为是吟咏性情的正声,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词曲虽然盛行于宋、元,但长期以来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吸引广大读者的诗歌主体,从而取代五七言诗的统治地位,可能音律的束缚反而是它的局限性之一。除了音律对文学的限制之外,情的表达也有限制,题材偏狭,意境纤弱,象苏辛词那样宽阔广大的作品毕竟不多,达不到五七言那样全面发展的程度。
    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正如李泽厚所指出:”开始于中唐社会的主要变化是均田制不再实行,租庸调废止,代之以交纳货币;南北经济交流、贸易发达;科举制度确定;非身份性的世俗地主势力大增,并逐步掌握或参与各级政权。在社会上,中上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后期。到北宋,这一历史变化完成了。”新兴的士大夫们由初唐入盛唐而崛起,经中唐到晚唐而巩固,到北宋,则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了全面统治。以进士集团为代表的大批世俗地主知识分子们虽然标榜儒家教化,实际却沉浸在自己的各种生活爱好之中:或享乐、或消闲;或沉溺于声乐,或放纵于田园;更多地是相互交织配合在一起。庶族地主比士族地主,具有远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众多人数。随着这个阶级日益在各方面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与之相适应,以中唐为界,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发展为宋代理学和理学家的文艺观;另一方面日益把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作为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趣味正在加浓。
    没有了盛唐的雄豪壮伟,中唐的艺术走向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在传统的诗歌、绘画上,爱情诗、山水画成了士大夫最为心爱的主题和吟咏描绘的体裁。而与盛唐相比十分突出的是,这些作品的时尚所钟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更重气势和抒情;中唐是退缩的萧瑟,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是七言古体走向律化。元白所建立的律化七古,对后世很有影响。律化的七言古诗,大部分是平仄谐和的律句,虽不全用对仗,但从音律上看却很像排律。其特点之一是多押平声韵,最适于叙事。唐代最典型的作品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发展到后世最明显的是清初诗人吴伟业的”梅村体”,就连曹雪芹在《红楼梦》第78回,也借贾宝玉之口谈论林四娘故事时说:”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这种七言歌行和曲艺、戏曲有密切的关系。
    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狭小生活的兴致,开始向词过渡。词是一种新诗体,和乐府一样,是配乐而唱的歌辞。但词和汉魏乐府不同,从音乐上说,是属于新兴的燕乐系统,吸收了许多西方少数民族的音乐成分;从文学上说,它更密切配合歌舞而趋于综合艺术,声律也更为严格。
    与诗相比,”词”的句型长短不齐,章法也有很多变化。其句法、章法上的变化,加上叠字、叠句、叠韵等各种文字技巧,就使它的形式千姿百态,语言艺术新奇巧妙,更富有表现力。可以更为具体、更为细致、更为集中地抒发刻画人的心情意绪。诗常含义浑阔,往往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形象较多而笼统;词则常一首(或一阕)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义微妙,但它往往又是通俗活泼的,经常通过对日常的、普通的、一般的自然景象的自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加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更需要提及的是,词密切配合乐曲,使诗体又回到可以歌唱的道路。它以长短句为特征,好像是诗的解放,实际上词的格律比近体诗更严格、更复杂,进一步提出文学声调和音乐旋律相适应的要求。总之,气运所至,我国诗文传统的所有这些审美趣味和文学题材的变化,都在为后来的代言体艺术的孕育,为它的叙事写人、为它的音乐储备,提供着最富表现力的语言音韵形式。
    中唐的另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是传奇和说话的兴起。作家队伍的变化,各种文学形式的互相融合和促进,是唐代传奇兴起和繁荣的重要条件,唐代由科举而仕进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大批散文家和诗人,在文学方面极富有创造精神,这就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与地主阶级上层社会的雅文化相对的民间的,群众的通俗文化教育和文艺娱乐形式有很大发展,并渗透影响到雅文化。雅文学的面貌和发展。
    唐代多数传奇作家都是古文家,他们推崇先秦西汉的文章,尤其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为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级文娱生活需要而在城市兴起的”说话”和”俗讲”,作为一代之风,对传奇作家也不无吸引力。如文人聚会往往以说话消遣,元稹、白居易就曾在新昌宅以”说话”取乐,白行简的传奇《李娃传》即取材于民间说话《一支花》。当时寺院的”俗讲”极为盛行,这些俗讲和变文及壁画都对唐传奇的题材、构思以至精神的描绘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它们的许多内容并不是经义和六朝名士的思辩,而是地道的世俗生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它们甚至与宗教没有多少牵连,纯系为寺院的财政收入而招徕听众,像《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阵文》以及关于伍子胥的小说等等。”聚众谈说,假托谈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愚夫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敦煌出土的唐五代词文、变文,大体上都是七言平韵的诗歌。
    尤其实晚唐以后的变文及俗讲经文,还越来越多地运用了对仗句。直到现在,一部分曲艺和大部分戏曲还采用着七言平韵长诗的体制,与律化的七古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手工业劳动者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扩大,俗文化及其中的俗文学创作,成为一种愈来愈重要的文化现象。沿着中唐”说话”的路子,则宋元时期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产生了,这就是话本。宋元话本小说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叙述,标志着我国古代的白话文体的正式出现,在故事结构上史注重情节的曲折动人,在人物刻画上更讲究细节真实的心理描写,开始了我国文学语言上的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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