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以《粉墨中国——性别表演与国家论述》为题发表演说。王德威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迅、巴金、等四位大师为例证，探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面对各种家国苦难的挑战时，如何借助性别表演或扮装的观念，来重新面对或定义中国人、中国的民族性以及中国国家如何建构的种种想象或实际论述问题。

    鲁迅的关怀

    王德威表示，他本人关注性别与性别表演、性别与文类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性别的身份与文类的不同书写种类是相对的可辩证的关系。如何以性别的身份，来描述国家的身份，中国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性别再现与国家性别之间再现什么相互对应关系？

    他以鲁迅的一段对京剧中性别表演和男扮女现象（反串）论述切入：“我们中国人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绝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的了……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就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鲁迅《论照相之类》

    王德威说，鲁迅看到在性别表演的扮装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再现中国人、再现中国民族性的危机。在舞台上、照相馆橱窗里，人们可能看到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仔细分辨竟是男人所扮，这里所产生的性别认同的犹疑，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她到底是什么性别），让鲁迅非常关心。因为，在这个不男不女的两性之间，有一个幽灵似的第三种性别，逐渐流窜在一般的对性别的区分及认同的过程中。而戏剧的再现，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舞台上的种种现象，似乎应该是假的，但是，最精妙的扮演里，假可以成真，往往在观赏时，人们已经分不清真假。

    王德威认为，对这样一种男人与女人之间由于扮装表演所产生的认同危机，可以附会到鲁迅对中国现实性更大的关怀，鲁迅对中国现实与现实性的认知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虚实难分、真假难断的现象，有无限犹疑，这还可以嫁接到性别扮装中，男性与女性之间产生的种种问题。

    如“砍头”，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一所学校读书，他当时看幻灯片后觉得，中国人居然能够看砍头的现场这么一个血淋淋的场面，把一个真实的同胞即将受难的场面当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血腥大戏，而对或者当时的“旦角”在舞台上的形象，明明是假的、男人扮的女人，却仍把角色本身当做是货真价实的女人。这些真假，或戏剧、或现实人生中不断流窜的问题，成为鲁迅在观看、批判中国的现代性以及现实性上一个最让他难以释怀的问题。

    王德威认为，在这样批判下，鲁迅的关怀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国的性别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男性做代表，还是女性做代表。中国的阳刚气质是否因为在反串扮装表演过程中，不断被 妥协、分化，乃至被瓦解？在这种情形下，要如何呼唤出一代新国民以及新的国家主体的诞生？王德威说，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反串在正常的性别分演之间创造了一个难以捉摸的第三性，它模糊了一清二楚的现实，解构了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现代性的实践。

    明代末年后，训练男童成为旦角的过程，一直是中国戏曲的大宗。男旦需要从很小就开始训练。相对于自然成长的生理过程，男旦的训练非常艰苦，风险也很高。青春期前，童音清亮，能扮演精致的女性唱腔，以假乱真。一旦十三四岁进入青春期，声腔、喉带开始变厚变宽，发音共鸣腔部位下降，这时的很多旦角“倒嗓子”没有调理好，逐渐不能控制发声部位，声音变得浑厚，就只能沦为次要角色，之前的训练化为乌有。

    西方也有类似传统。18世纪以来，西方训练歌剧女高音时，也常在男童中寻找资质可造就的演唱者。但一旦他们到了十三四岁，师傅们要发愁了，训练了几年，眼看着声音越来越难听，如何继续扮演女生呢？他们就把这些男童阉割了，这样一来，声音因为生理上的变化，就维持在原来声腔窄而薄的偏近于女性发声的声音，这是西方音乐史上的惨烈事实。相形之下，中国的男旦如、最后都子孙满堂。但是，对这些童伶来说，面临的事业上的考验一样艰难。

    王德威认为，这个训练过程隐有鲁迅在后面发起的性别以及政治上的暧昧性，也就是，如果西方的这些美声“阉伶”是无性的、第三性的话，中国的男旦却是正常男人，在表演和日常生活中，他们必须不断游移在两种性别之间，舞台上是风华绝代的杨贵妃，实际生活中却是七尺昂扬的须眉汉子。如何悠游在男性与女性、社会与伦理的界限之间？这里产生的矛盾性，是鲁迅关怀的焦点。

    另外，这些旦角如何勾引出一代中国观众中潜藏的不同的性别欲望？、在舞台上的扮相美艳，理论上应该吸引男性观众，但同时却也吸引了女性观众。男性看见的是舞台上的“女人”，而女性观众看到的是“女人”身上潜藏的男人，两者之间骚动产生了性别、欲望的流转，如何附会、投注于人们的想象？对鲁迅来说，每一个男扮女的身躯中，都曾经可以正常地发育成一个男人，但由于外力介入，使其变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第三性。这个声音最后只能成为很像男音，但基本上是女声的假音。从声音政治和音乐政治上，性别再次成为很重要的问题。

    1934年11月，鲁迅连写了两篇《略论》，攻击目标直指当时的伶界大王、中国戏曲界的天皇巨星，当时，正代表中国周游列国，其年，正出使日本乃至盛装出行苏联。

    王德威说，这对当时呈现“左倾”迹象的鲁迅来说，孰不可忍，这样一个不男不女、年岁不小的中年男子，居然要化妆成娇美的女子，代表中国的国粹，代表中国的表演艺术，跑到刚刚革命成功、现在是工农兵的天堂里去表演。这是怎么回事？何况，在1934年8月接受访问时提到，他的艺术是种所谓表演的象征艺术，这更让鲁迅怒不可遏，在一片批判现实或写实的风潮中，居然有个他认为已经过气的男旦跳出来认为自己在表演“象征”艺术，这对中国现实何等的反讽，所以他写下文章清楚说明：这种演绎方式不可接受。事实上，鲁迅对京剧从来没有好感，对扮装的政治潜能始终采取负面态度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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