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文戏”“PK”掉了“落地唱书”；女角“PK”掉了男角；5857出剧目中“PK”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100年来，越剧始终在“PK”，并因此从地方戏的“海选”中脱颖而出，夺得戏曲界第二把交椅。今天越剧的“PK”，是露天与剧场的“PK”，舞台与电视的“PK”

1906年，三月初三女儿节，民间传说中王母娘娘的生日那天，浙江嵊县(今浙江嵊州)东王村几位当地男性农民搭台唱书，所用道具不过是四只稻桶，一块门板，一副檀板，一只笃鼓(戏曲中的板鼓)。如今那次唱书被视为越剧的生日。
    过去大户人家做寿，总要在正日子的前3天后5天连唱8天大戏。因此，唱书迅速发展成为“女子绍兴文戏”，继而有了“学名”——“越剧”。
    1940年代初，“女子越剧”吸取了昆剧、话剧的营养，在上海蓬勃发展。
    1950年代，越剧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西厢记》等优秀剧目。越剧最鼎盛的1950、1960年代，“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脍炙人口，即便远在新疆和黑龙江，都有省级越剧团。
    百年之后，越剧虽然难复“林妹妹”时代的辉煌，但仍然是京剧之后的第二大戏曲种类。今年，越剧百年的寿宴格外风光。
    3月，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推出了充满时尚元素的《春琴传》，原著是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春琴抄》。临近“十一”演出旺季，小百花又推出了新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越剧百年的一个好处就是，很热闹，很多小年轻人都出来了。”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说。
    小百花的团长茅威涛目前更着急的是，“如何把原生态的越剧，变成走进剧场的艺术越剧？这才是21世纪的越剧啊。”

    百年越剧，该在哪演？

    出身“田歌”的越剧，本来就是生在山水间，长在垄埂上，田间地头，处处为歌。
    越剧该在哪演？对于越剧诞生地———浙江嵊州的那些民间剧团，这恐怕不是问题，因为当地居民无论婚丧嫁娶，都会找越剧班子来吹拉弹唱一番。
    嵊州市民营剧团管理办公室主任应华均说，在当地工商局登记在册的民间越剧团有115个，中等规模的越剧团有30多人，最大的团有50多人，他们基本上都在农村演出。
    粗算下来，仅嵊州的70多万人就养活了三四千位民间越剧演员。
    民间演员的日子过得不错。应华均说：“好的民营剧团一年能演出10个月，按照每天两场来算的话，一个剧团一年就演600多场。”
    现在还有不少外地的国有剧团演员，单位闲呆着，就跑到嵊州来演民间越剧了。
    他们之所以情愿“自降身价”，那是因为“这里工资高嘛。每个月挣1万元都有可能，至少6000总是有的，还包吃包住”。
    民间越剧演员的收入，比上海、杭州“正规越剧团”里的“正规演员”还多，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
    而且民间演出的成本很低，至少他们可以省去一笔场租。
    民间越剧演出时，舞台是要戏班子自己搭的，服装和乐器也是自备的。而愿意出钱看越剧的，“什么人都有，有民营企业主，有老年协会，有学校……还有每家每户自己凑钱请剧团的，每家出的钱数还要贴墙上公示，郑重得很。”应华均说。
    而在大中城市里，越剧的演出地点只能是剧院。
    王文娟觉得在上海可以演越剧的剧院太少，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心地带的剧院拆掉盖写字楼，“一个中心剧场，本地的外地的都要演，话剧也要演，昆曲也要演，越剧也要演，上海的剧种多呀，这个剧场的费用就高起来了”。
    杭州的情况稍好一点，作为浙江省的代表剧种，得到的扶持多一点。但是茅威涛还是觉得剧场不够：“人艺有自己的首都剧院，而我们小百花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剧场，我当团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省政府要了一块地。”
    这次特为庆祝越剧百年诞辰的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茅威涛把首演地点选在离杭州70多公里的湖州市长兴县，因为长兴肯免费提供剧场。如果首演安排在杭州，一般的规矩则是，剧场至少要拿走三成演出收入。
    新版“梁祝”首演的当天，场场爆满，剧场门外停着不少“沪”、“杭”字头的车。茅威涛敢于远离中心，是因为对越剧的号召力心里有底儿。
    小百花越剧团每年六成演出在城市，三成半演出要下乡——茅威涛并不觉得这是发展方向。她的理由是，民间越剧团已经够多了，“嵊州连整顿之后都有101个民间越剧团，我们再去也就是第102个”。如果都去争抢农村的观众，那么已经走进都市发展了百年的越剧，岂不是又要倒回去变成当年的“小歌班”了么？

    百年越剧，该演什么？

    相比“在哪里演”，“演什么”的问题似乎更为紧要。
    地方戏之所以有盛有衰，跟剧目丰富与否关系很大。小百花新版“梁祝”的导演郭小男的母亲是著名评剧演员郭艳芳，他比较了越剧和评剧现状，认为评剧之所以没有越剧发展得好，根本原因在于评剧“没有好本子”———中国评剧院去年一年总共演了30来场；天津评剧院的《秦香莲》等4出传统剧目，自1990年代以来就没有换过。
    相对来讲，越剧的剧目在地方戏曲里算是比较丰富的，仅据建国前不完全统计，剧目就有5857个，几乎全都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大浪淘沙，真正流传到今天的传统剧目，也就只有如下几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盘夫索夫》、《李翠英》、《血手印》、《情探》、《追鱼》、《打金枝》，以及解放后才改编并一直排演至今的《红楼梦》。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这几年排演的传统剧目很少，团长茅威涛领头制作的几部大戏，不光剧本是原创的，连演出时候的元素都是新鲜的。1998年的《孔乙己》没有了越剧惯常表现的爱情主题，之前一直在台上唱女小生、跟女演员们对戏的茅威涛剃了个光头，第一次跟浙江省越剧团的男演员们演对手戏。到了以荆轲刺秦为蓝本的《寒情》，业界与观众褒贬不一，部分观众的评价是“纯属自娱自乐”。
    《春琴传》的主演是有“小茅威涛”之称的蔡浙飞。这部戏完全贯穿了导演郭小男的个人风格——日本歌舞伎的服饰、话剧式的舞台设计，如果不是演员开口吴越轻音，还真让人以为是日本宝冢歌舞剧团的来华演出。
 

 

同样备受争议的是《藏书之家》，也出自导演郭小男之手。该剧取材于天一阁的藏书传说。然而有人认为，这就是郭小男给妻子茅威涛量身打造的一本剧。
    “越剧的才子佳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程式化，根本打动不了我，又怎么能打动观众？”茅威涛这样解释她寻求其他的题材甚至其他文化元素的原因。

“演《寒情》是因为这个故事里面自由精神丰富，演孔乙己是想让鲁迅的文化精神进来，而《赵氏孤儿》，我看重的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忠义精神和诚信，渴望和平、呼唤人性、化解仇恨，都是有现代话语在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茅威涛还是重新排演了《陆游与唐琬》，今年又排了新“梁祝”。     “比生存状态，话剧比不过我们，京剧也比不过我们。但是《赵氏孤儿》，话剧和京剧都能演得过我们。血腥和残忍不是越剧的看家本领，而且观众习惯的审视定位里头也不习惯接纳残忍和血腥，他们接纳的是唯美。”茅威涛心情矛盾地说。     事实上，越剧百年，“甜腻”中就有过厚重。1946年5月，越剧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袁雪芬开风气之先，把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成越剧《祥林嫂》。周恩来曾说过：“在国统区，在没有党领导的情况下，演出《祥林嫂》出乎意外。”1947年，袁雪芬又曾邀集上海“越剧十姐妹”，义演了轰动全国的历史名剧《山河恋》。     不过在嵊州乡下，越剧演什么就不是问题了。“平均每个民间剧团都有30－40种‘剧本戏’，200－300个‘路头戏’。”应华均说。     所谓“路头戏”，唱腔和唱词都由演员即兴发挥，连剧情都是相当自由，或者说简陋而固定，“比如春天来了，书生在花园里遇到一个姑娘，这个故事就完了。至于接下来怎么样，就看演员的心情即兴发挥了。”     总之，民间越剧，老百姓喜欢什么，演员就演什么。有时候观众会点唱流行歌曲，戏班子就会临时加演40分钟的流行歌舞，“偶尔还客串小品，内容大多是政治意义比较强的，也有一些生活化的，幽默的，搞笑的。”应华均说。     草根越剧的荤段子也不少，但据应华均说，嵊州没有，因为“我们比较正规”。     百年越剧，该谁来演？     越剧最红火的时候是1950、1960年代。     “过去我们的剧场都在南京路，再过去一点就是西藏路，中心地带观众多，那个时候来上海出差的人晚上没事，都过去看戏，这个剧场满了，就去别的剧场。”王文娟回忆道。     1957年，越剧《红楼梦》在上海演出。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深入人心。直到今天，82岁的王文娟还常常被人称做“林妹妹”。     王文娟13岁就离开“人人都能唱越剧”的家乡嵊县，来到上海滩跟着表姐、有着“越剧盖叫天”之名的小生竺素娥学艺，后来又改学花旦。在她之前是第一代成气候的女子越剧，代表人物就是“三花一娟”(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越剧主席”姚水娟)。     “三花一娟”并不是越剧出嵊州闯荡上海滩的头阵。之前全部由男性演员组成“小歌班”(又称“的笃班”，没有伴奏，只用檀板和笃鼓，敲起来“的笃”作声，故称“的笃班”)，曾经连续4次闯荡上海滩。     王文娟说：“他们其实更勇敢。之前3次都因为戏本子不好，没有说故事，上海人不喜欢看，他们就回去改，加故事，再来。这样4次下来，就在上海滩站下了。”     那时男班所唱的剧还叫“绍兴文戏”。而1925年9月，在上海小世界游乐场演出的“的笃班”，首次在《申报》广告上称为“越剧”。     “三花一娟”等女子越剧出现，并且越唱越红火，这种红火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延续到“文革”之前。而男班的演出市场逐渐衰落，抗战胜利时，上海滩的男子越剧班几乎绝迹。     王文娟回忆起1940年代，自己还是个小学徒时，每次演出必做的事就是早早入场，帮老师的朋友抢位子，“长条板凳摆了一场子，每场三四百张票都能卖掉八成以上。”     “文革”时期，因为江青一句“女人演男人，是六十年代怪现象，讨厌透了”，女子越剧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全盘端掉。     当时几乎所有的越剧演员都离开了舞台，遣散后在食品店卖糕团、下乡劳动、下工厂改造。刚排演完《红楼梦》的王文娟则下了干校，每天的主要劳动内容是插秧跟种蔬菜。     1962年拍成彩色电影的越剧《红楼梦》，直到1980年才公映。     1982年，浙江省从全省2000多名戏曲学员中选拔出400人参加会演，从中选出200人，再从中挑了40名平均年龄18岁的越剧新秀进入训练营。     经过一年多的培训，又从中选出28名，成立了浙江省越剧小百花演出团，其中包括茅威涛、何英、董柯娣、何赛飞、方雪雯等越剧界的“五朵金花”。由她们5人担纲的大戏《五女拜寿》也成为小百花的看家之作。     “《五女拜寿》与小百花就相当于《茶馆》与人艺。人艺的《茶馆》50年院庆的时候，演满了500场；小百花还不到20年呐，也是500场的《五女拜寿》。”茅威涛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名之作。     提起1980年代的小百花，茅威涛把她们形容为那个时代的“超女”。     “一群十八九岁、20岁的女孩子出来时，上海万人空巷啊。半夜3点就来排队，中间为了去吃个豆浆油条，还用石头压个身份证，表示这个位子是我的，吃完回来接着排队买票。”     当年的“五朵金花”里面，如今除了茅威涛和董柯娣，其余3人离开了小百花。方雪雯移民去了美国。曾在1988年亮相“春晚”、跟黄梅戏演员吴琼对唱《十八相送》的何英也去了美国。何赛飞作为影视演员的名气远远高于越剧演员，虽然她经常回小百花来串串戏，但由于长久没有登台，此次2006版的“梁祝”中，祝英台一角请的是杭州越剧院的陈晓虹。茅威涛演梁山伯，董柯娣演祝父。     今年的“越女争锋”选出不少优秀的青年演员，王文娟看着她们不停地感慨，“都是不错的啊，我们看了之后，这个也应该得奖，那个也应该得奖，我们的人才很多啊”，转身又落到第一个问题上了，“剧场太少了，演出的机会太少了！别说青年演员没得演，现在连中年演员，得过奖的，演出都很少，这样演员怎么出来呢？”     小百花的年轻演员运气要好一些。新一年的几部大戏，团里面都是用AB组的方式。新“梁祝”上演的最后一场结束后，3个团里的年轻女小生过来给茅威涛敬酒，她们分别跟茅威涛排演了《陆游与唐琬》、《藏书之家》和“梁祝”三台大戏，其中蔡浙飞还独立主演了《春琴传》跟《汉宫怨》。     茅威涛边跟她们干杯，边回头说，“她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小粉丝’啦，一帮小戏迷天天跟着她们的，我坐在台下就像母亲一样看着她们，心里特高兴。”     茅威涛始终坚持越剧都市化，就算在1990年代被冲击得很厉害，她也一直这样认为。甚至当时有人揣测，茅威涛坚持都市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逃避下乡演出”。     “经常演出就不会没有观众！”王文娟也支持越剧都市化。     此外，茅威涛和王文娟还有共识，就是都市文化，特别是电视的发展，拉走了一大批越剧的潜在观众。     茅威涛试图突围。当她听有人说，男性观众不喜欢柔媚婉约的越剧，最多陪陪女朋友或者妻子去听，她的眼睛亮了一下，“能把女观众拉到剧场，按在凳子上，让她好好听我们唱，也挺好的啊。”而且她坚信，那些“有一点诗意的性格、到了一定年龄层次、有一种怀旧的男性观众，应该会接受吧？”     “吃着昆曲和话剧的奶长大”，袁雪芬这样形容越剧。目前的戏曲种类里，越剧的影响力仅次于国剧京剧，但是省省有剧团，人人都能哼的盛年已经不再。重振越剧，百年只是个开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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