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电 台湾《联合文学》十月号刊文《京剧南渡，快雪时晴》指出，台湾京剧《快雪时晴》所标榜的书法美学正是晋室南来后的文化结晶之一。剧本作者施如芳看到了南渡在历史所产生的乱离与创痛，也同时看到了南渡为历史所带来的新意与转机。原文摘录如下： 　　公元第四世纪中叶某年冬日，江南大雪。雪停之后，东晋氏族张容收到友人王羲之问候的短简：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 　　王羲之是书法大家，短短二十四字写来笔意酣畅，挥洒自如。正因为是乘兴为之，益发显示其人的真情流露。这封短简流传下来，世称《快雪时晴帖》，历经各个朝代的收藏，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手上，已经贵为“三希堂”三件珍品之一。民国之后，《快雪时晴帖》离开帝王家，几经辗转，如今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 　　《快雪时晴帖》的收藏史触动了编剧家施如芳女士，因写出京剧剧本《快雪时晴》。全剧的焦点正是书圣的这二十四个字——外加摹本的“山阴张侯”四字——如何经过一千六百年时空洗礼，落籍台湾的经过。施如芳大胆利用剧场时空转换的元素，以五个场次处理《快雪时晴帖》在东晋、大唐、南宋、大清、民国的不同命运。一封偶然兴起的问候书简，婉转串连出历史变迁的沧桑。戏中的书帖在园囿，在陵寝，在青楼，在皇宫，在博物馆中，被把玩、被埋葬、被谈论，被观赏，终引发歌咏者“看千帆过尽，水月何曾有盈亏的”的感叹。 　　但这出剧也不乏现实寄托。《快雪时晴帖》只是一件书法文物，它的意义毕竟需要人为的演绎引申。就此施如芳凸显的是《快雪时晴帖》的原收信人，张容。张容是此剧不折不扣的“灵魂”人物，他甚至是以鬼魂的形态穿梭全戏多半的时空场次。王羲之与张容平生知己，两人的家族都来自北方，也都在五胡乱华、晋室南渡后，迁至山阴(浙江绍兴)。时光流逝，王羲之一族已有落地生根的打算，张容的思乡之情却未尝稍减。短信的关键是王羲之称呼张容为“山阴”张侯，而非张的原籍，“清河”张侯。这让侨寓江左、心怀故土的老友，情何以堪？ 　　施如芳故事新编的用意，至此呼之欲出。张容一心北伐，毕竟壮志未酬。剧作家安排他的一缕幽魂漂泊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见证改朝换代的暴烈，故国和正统的虚妄。而张容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台湾。我们知道台湾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曾经同时接纳了移民与遗民。在不归与回归之间，一向存有微妙的紧张性。谈“花果飘零”的怅惘，或是“灵根自植”的期许，台湾所经验的两难，正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施如芳的剧本以一件文物的流浪始，以魂兮归来的咏唱终。借物喻人，举重若轻，的确可记一功。国光京剧团这些年来曾经推出多出好戏，但以历史眼光的扩展，抒情诗意的召唤来看，《快雪时晴》均是上乘之作。此前的《阎罗梦》也有类似穿越不同时光生命的布局，但是《快雪时晴》的题材显然更让观众发出心有戚戚焉的联想。有意无意间，施如芳触及了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命题：“南渡”。而她希望从艺术媒介——不论是书法还是戏剧——找寻救赎的形式。从东晋到台湾，从南宋到明清，她所观照的问题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找寻答案时每有力不从心之处。即便如此，《快雪时晴》已经为京剧本身南渡的意义，找到新的起点。 　　哲学大师冯友兰在抗战期间曾有“南渡论”的说法。冯认为中国历史上东晋、南宋、南明皆因异族入侵，南迁偏安，且均未能北返，唯赖有志之士另起炉灶，延续汉族文明。准此，国民政府领导的八年抗战是冯所谓第四次南渡，终能“贞下起元”，一举成功。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冯友兰的结论下得太早，因为抗战胜利后的四年内，这个政权又被迫南渡，跨海到了台湾。一甲子倏忽已过，北望彼岸生意兴隆，台湾领导人迫不及待另找商标。所谓南渡，又如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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