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亚欧混血女作家伊丽莎白·柯默（Elisabeth Comber）的笔名，原名周光瑚（Rosalie Elisabeth Kuanghu Chow），客家人，祖籍广东五华县水寨镇。1917年9月12日生于北京。父亲是留比的中国工程师，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音的主要作品取材于20世纪中国生活和历史，体裁有小说和自传。1952年的自传小说《A Many-Splendoured Thing》曾被好莱坞拍摄成电影《生死恋》。1956年以后多次访问中国，并出版关于中国及中国领导人的著作，用英文、法文写作。现居瑞士洛桑市。
比利时媳妇嫁中国
韩素音的远祖是广东梅县的一个货郎，他在清代前期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大潮来到四川，定居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的郫县，转而务农。周氏族人在郫县渐渐发家致富，买田置业。1795至1917年，周氏家族的烟草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他们的“广兴号”在四川各城市都有分号，总店设在成都最繁华的东大街。
韩素音的曾祖父周道鸿是举人出身，著名学者，曾在甘肃做官，周家宅院很多门、墙的油漆大匾上，都有他的治家格言；祖父周建渝担任过甘肃灵州知府，中年辞官回成都后，很热心为人治病；祖母洪夫人威严精明，果决能干；父亲周映彤曾在四川乡试里名列前茅，假如世道不变，他也该遵循祖辈的足迹，通过科举入仕。不过，他生于一个讲求维新的时代，科举恰好废除了，家中三个兄弟，长子去了日本留学，三子进军事学堂，家长想让喜欢研究探索的次子去学习科技。恰逢四川省要选送家世良好、学业优秀的青年到欧洲留学，1903年，周映彤从成都九眼桥登舟启程，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工程系留学。
周映彤生于官绅世家，长辈宠爱，亲情浓郁。成都家中深宅大院，画栋雕梁，庭花烂漫。与朋友出游，则是登城墙，眺雪山，吟诗词……他印象里的中国，似乎由锦缎、诗词、字画、青花瓷、美食构成，是一幅长卷里最曼妙的那一段。1905年，周映彤在比利时邂逅玛格丽特。因为远离故土，回忆更被镀上了明丽之色。所以他关于中国的描述，都是精致、雍容而安闲的；这些动人的画面固然真实，却远非中国的全部。而且，也容易使人误会或者想入非非。比方说，它们恰好就契合了少女玛格丽特对神秘东方的想象：她正处于梦幻的青春期，周遭环境凝固沉闷，突然觉得自己遇到一位东方王子，义无反顾就迎上去了。欧亚人通婚，在20世纪初还有些惊世骇俗，也难以被亲友祝福。但无论玛格丽特家人如何强烈反对，旁人也冷眼侧目，他俩都难舍难分。
1913年，玛格丽特抱着甜蜜的愿望，随周映彤来到中国，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去爱丈夫的国家。然而，沿途的种种落后、野蛮景象，首先让周映彤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从前仿佛撒了弥天大谎，此刻桩桩件件都被无情地揭穿，在心爱的人面前不断出丑；玛格丽特则不仅要见识未曾料到的贫穷、动荡、肮脏，更要作为语言不通的异类，体会强烈的陌生、孤独感；而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人，又将他们对白人的不满，倾泻到这个紧张而不随和的“洋婆子”身上。
周映彤夫妇的婚姻，从此有些磕磕绊绊。玛格丽特的家人觉得她嫁给中国人，有失身份；而周家人虽然尽力礼貌待她，心底却难以释怀：她毕竟是干了那么多坏事的外国人中的一个；而她因为焦虑烦躁，脾气又那么不可理喻。他俩曾经深厚、浓烈的感情，一年年被憋闷、委屈，被有时还捉襟见肘的生活磨蚀。尤其是，这个兵荒马乱的国家，令她陆续失去几个孩子。她将所有失意失落、愤懑绝望，包括美貌消退、衰老憔悴，都归咎于既爱也恨的丈夫。玛格丽特来到中国不久，就吵嚷着要回比利时，但直到1950年才真正离开。
“光”字辈的三姑娘
韩素音和兄妹都承受了父母不寻常婚姻带来的复杂、酸涩后果。父亲工作中的好些年，都在铁路沿线闭塞而不发达的小地方，他工作勤勉，工资却比外籍工程师们低一大截。韩素音的哥哥海澜因为是混血儿，冷漠的法国医生不予救治，不幸夭折。
母亲将丧子的痛苦倾泻给韩素音，她嫌大女儿相貌难看、性格倔强，母亲总是厌弃地说韩素音：“你必须努力学习，在学校里得第一名。你结不了婚，你太丑了……如果有人因为你聪明能干而愿意同你结婚，你就算走运。可是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人。”
父亲工作很忙，母亲厚此薄彼。尽管成绩优异，韩素音却浸泡在日复一日的漠视、打击中，这使得她童年、少年时代愈发强悍不驯、好斗易怒，青春期也乖戾烦躁，情绪七翘八拱。很多年后她才知道，她的“丑”只存在于妈妈眼中，而且，她“有一种体格和相貌的永恒的美会超过她的两个妹妹。”
1921年，全家人随父亲迁到北京。1935年韩素音获得比利时庚子赔款转成的奖学金，赴比利时学医。后来又靠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助学金，在英国留学。
韩素音成长的民国初年，东西方还横亘着巨大鸿沟，种族之间的隔膜、壁垒、歧视无所不在。欧亚混血儿的生长，尤其伴随着凄惶与漂浮感。他们的外貌不中不西，到哪里皆“非我族类”，有时在父母亲的族群与文化里，都难以找到归属和认同。混血儿在当时中国的外资公司，升迁和薪水都受到限制。作为异类被排斥、隔绝、蔑视的处境，使得当年的不少混血儿有这样那样的性格阴影，神经质、敏感焦虑、交往障碍……
韩素音很幸运，她天性勇猛，体格强健，求知欲旺盛，有充足的能量从“血统不纯”与母亲加诸的双重束缚中破茧而出。更难得的是，父亲和三叔牵引她走近周氏家族，从仪式上和情感上同时进入古典雅致、根深蒂固的家族，使这个比利时与中国人的混血女儿，在兴致勃勃的寻根之旅中，将根须深扎进成都平原的滋润沃土，完成血脉、文化和亲情的层层皈依。
韩素音抗战初期和丈夫居于重庆，她非常庆幸自己1939年初回成都老家过春节，并在此后几年多次回家长住。三叔交给韩素音祖坟碑文上的拓片，她通过那些已经衰朽的纸片，去了解历代祖辈的履迹与荣光。成都1902年有了第一家照相馆，周家长辈都开通地照了相。照片跟碑文参照，韩素音得以更真切地复原曾祖父等人的音容笑貌。
三叔按照周氏宗谱的排列顺序，给侄女找到了准确的辈分名字，将她列入家谱。韩素音成为周光瑚，“光”字辈的三姑娘，枝繁叶茂的周氏家谱的一员。当然，她早已被带去拜了祖先，祖先牌位在羊市街三叔家的祠堂里，祠堂前的院子花木繁盛。
那个春节令人陶醉，梅花开满庭院，花香、茶香与笑声交织，韩素音跟大家族聚在一起回郫县祖屋祭扫祖坟，在延续久远、庄重缓慢的程序里，行礼如仪；大家一起守岁、聊天，听三叔长篇大论地讲家族往事、人伦传统、处世之道，给无数长辈磕头；与一大群堂、表兄弟姐妹玩耍，逛武侯祠、草堂寺、品美食；她能够吃满盘辣椒的川菜，也学会了中国式复杂的亲属称谓……这种洋溢着浓郁温情的古典宗族制度，在当时真是给惶惑、飘零的韩素音充足地浇灌了亲缘和族群的养分。她找到归属感，觉得自己的根就扎在这里。所有人对韩素音都特别关爱，她发现，自己获得的这种“深切的、也许是明确的爱，无论是时间还是革命都无法磨灭或摧毁。”她也渴望收敛起自己冲动急躁的个性，享受跟大家庭融合在一起的安逸安全。
韩素音的三叔周见三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担任过大军阀、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副官长，曾为刘湘管理财政事务多年，当时是四川美丰银行的董事长。三叔有金融家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精明灵活，也有老派绅士墨守传统礼俗、谨遵伦理秩序的执著固执，同时充满东方式的古老智慧，洞悉世道人心，顺应天地自然。三叔还是乡土的虔诚热爱者，四川的阳光、山水、物产、方言，他觉得样样皆好，比任何地方还好。
韩素音与朋友或堂、表姐妹们经常漫步于成都的大街小巷，听川剧，逛商场，品小吃，吃火锅。成都的儿歌、俗语、歇后语、催眠曲，也让她觉得新奇美妙。
距离华西医大不远的小天竺街，有一幢朴素的两层木楼，成都式的青灰色瓦屋顶，中间一个院落。美国传教士、医生玛利安·曼利开办的助产士学校兼小型妇产科医院，就设在此地。来自四川各地的学员，在此接受三年培训，成为合格的助产士后，大多会到小城市开办诊所。进入这所学校，到各种各样的产妇家里接生，使韩素音暂时摆脱了在重庆当家庭主妇的沉闷与婚姻的愁烦，也更宽泛地接触到周家之外、成都不同阶层的生活从有几房姨太太的军阀到茅檐摇晃、衣不蔽体的穷家小户。
韩素音在成都成为母亲。1941年秋，她收养了一个一岁半的幼儿，孩子生于梅花盛开蓉城的日子，丈夫唐保黄后来给养女取了个富于诗意的名字蓉梅成都的梅花。当旁人都为这个被卖过几次的病弱女孩得到美好归宿而庆幸时，韩素音自己却深感幸运：“如果我不是小天竺街的一名助产士，我的生活中就不会有蓉梅。”蓉梅是她唯一的孩子，也激活了她的母性：“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可以没有她。”
玛利安也是一位作家，有一些中国题材的短篇小说刊登在美国杂志上。韩素音从欧洲辗转回国的经历，尤其是她从香港经武汉、桂林到重庆，穿越南方内陆省份的见闻和观感，让玛利安认定极富价值，很契合欧美人了解战时中国的急迫心情。她俩合作完成了《目的地重庆》韩素音写作初稿，玛利安修改润色。该书1942年在美、英出版，这是韩素音的处女作，她的写作，一开始就在情感和内容上，跟中国紧密粘连。
从50年代初开始，韩素音陆续写出《瑰宝》《残树》《凡花》《寂夏》《吾宅双门》《再生凤凰》《周恩来的世纪》等作品，在文坛享有盛誉，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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