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世华，原籍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1941年生于上海，1953年入浙江国风昆苏剧团(后改为浙江昆剧团)学昆剧表演，工五旦，得到朱传茗、周传瑛、俞振飞等名家亲传指授，后担任主演。1986年起任教于中国戏曲学院，成为中国昆剧艺术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昆剧)代表性传承人。

　　印象

　　昆剧非遗传承人 尽显极致之美

　　3月20日，昆曲名家沈世华新书《昆坛求艺六十年》首发式暨收徒仪式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这本书以口述形式回顾了沈世华60年来的昆曲人生，用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浙江昆剧团建团和昆曲《十五贯》进京始末，也对百余年来昆曲艺术的兴衰荣辱进行了反思。首发式上，沈世华还收中央戏剧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孙尚琪为徒。

　　梅葆玖先生和沈世华是师兄妹，他在《昆坛求艺六十年》一书序言里谈到2015年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沈世华参加梅派艺术研讨会的一段描述，非常贴切地描绘了沈世华的优雅气质。“沈世华款款来到会场，穿了一件很得体的咖啡色小花底子的旗袍，就是我童年时上海思南路家中，客人、弟子们如言慧珠、顾正秋常穿的款式，特别娴静和边式。这是生活中的沈世华。”

　　3月24日上午，记者去沈世华老师家中拜访，见到了沈世华、钮骠夫妇。居家的她仍旧发型精致，衣着得体，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娴静时如娇花照水，举手投足间尽显60年唱昆曲养成的极致之美。

　　三十多年前，沈世华是中国第一代女昆剧演员，20岁不到就已是浙昆当家花旦。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她却淡出了昆剧舞台。她去了哪儿?原来，1979年，她的丈夫钮骠到中国戏曲学院工作，从杭州调到北京。沈世华在最红的时候随夫北上，后来一直过着教书育人、相夫教女的生活。钮骠先后担任中国戏曲学院教研室主任，学报《戏曲艺术》主编，副院长(主管教学)等职，同时兼顾京昆丑角剧目课的教学、示范演出和京剧史研究。他最大的爱好是买书、读书，2000年，钮骠、沈世华一家还被评为北京市“十大藏书状元户”。夫妻二人相知相守四十多年，时至今日，她们还经常合作撰文总结艺术经验、探讨艺术教育、追忆前辈老师。

　　沈世华始终没有离开昆曲。她隐身于讲台后面，将前辈传授给她的昆曲规范和表演风格，老老实实地守护和保留，认认真真地传授下去，经她指点过的梨园人有三十余人获得了梅花奖。2014年12月，“大师版”《牡丹亭》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观众再次一睹沈世华的身段容颜，感受到她不瘟不火、恰切妥帖的表演并为之倾倒。今年4月2日，沈世华又回到杭州，为浙江昆剧团60年团庆演出了一折《玉簪记·琴挑》。

　　沈世华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昆剧得到良性发展，不偏倚，不闭塞，活得更好。“大家应当有个共识，万万不可把昆剧视作地方小戏，它是全国性的大剧种，曾经还是国剧，应当保持它的经典性、公众性，维护它的最佳状态，尤其应在表演艺术上多下功夫，这是维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光在场面豪华、服饰靓丽、乐队新奇上投入是欠妥当的。”

　　75岁的沈世华如今每礼拜还要有三四天给学生们上课。令她感到欣喜的是，近些年，在白先勇等文化名人的力推之下，昆曲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2014年我们在北京天桥剧场演《牡丹亭》，连演3天，1800块钱一张票，全部售完。观众也在变化，古琴、昆曲、中国画、茶道，在很多年轻人眼里成了时尚。我们最近的演出，60%都是年轻人在看。我们在北大、清华、北师大都讲过课，学生特别多。我作为‘非遗’传承人，就要把昆剧维护、传承下去，让它代代相传。”

　　学近百出戏全凭脑子记 无论隔多久说演就能演

　　记者：您最初喜欢上戏曲是什么时候?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吗?

　　沈世华：我家里长辈没有唱戏的。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开了一家火柴厂，但生意不好。我们住在上海益丰里8号，旁边是丽都大戏院，另一个方向再过一条街是牛庄路，那里有中国大戏院。上海从清末民初开始就是和北京、天津齐名的戏曲大码头，张二鹏、张翼鹏、魏莲芳、李慧芳都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我老喜欢看戏，但没钱买票，就跟后台管布景的伯伯说，我没钱，让我进去看吧。他说好吧，你进去吧。所以我就经常去看戏，越看越喜欢，心里就想：我能学戏多好啊!有一次我跟父亲说了我的心思，他问我想跟谁学，我说想跟魏莲芳先生学。父亲辗转托人打听，找到了马斯南路魏先生的住处，带着我登门，请他收我这个常在后台看戏的小姑娘为徒。魏先生挺痛快就答应了。可是还没开始学，父亲又跟人合作，筹划在金华兰溪开火柴厂，我们全家就随着父亲到兰溪去了。向魏莲芳老师学戏的愿望没能实现。

　　记者：最初喜欢的是京剧，为什么进了昆剧团?

　　沈世华：我父亲实在不善于做生意，新厂开了不到半年又倒闭了，又要举家迁回上海。回去时经过杭州，父亲带着我到街上去遛，在一家面馆里巧遇了国风苏昆剧团的王传淞先生。我跟他说我想学戏，他就让我们去剧团找他。第二天我们去了剧团，入剧团总要考试，我一句戏也不会唱，就唱了一段歌剧《白毛女》，还没唱完，老师们就说：“嗓子还可以嘛，不用唱了。”王传淞先生说：“这个小姑娘虽然不懂什么叫表演，但是她这双眼睛会说话。”就这样，1953年8月15日，我成了国风苏昆剧团的学员。

　　记者：这么说您在很小的时候就一个人离开家，去剧团学戏了。

　　沈世华：加入剧团了嘛，大家要住在一起，每天早上起来练功，踢腿、下腰、翻身、虎跳、喊嗓子。因为喜欢演戏，所以也没觉得这样的生活有多苦。1954年初，我13岁，就开始跟着剧团沿乌镇、新市、塘栖这条路线到杭嘉湖各个码头演出。大家每人随身带一个铺盖卷儿和一个网篮，里面就是自己的全部家当。到哪里演出结束，就在哪个剧场的后台打地铺过夜，冬天用铺盖，夏天用蚊帐。当时十里八乡的农民特别欢迎我们团的演出，有人说昆剧艺术曲高和寡，可那时的农民们都看得懂、听得懂我们的戏。

　　记者：那时候学戏辛苦吗?和现在的学生相比有哪些差别?

　　沈世华：那个时代既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学戏全凭脑子记，现在手机也能拍照也能录像，但我认为这些科技的东西让人的大脑都有点退化了。我小时候学过近百出戏，全凭脑子记，无论隔了多少年，说演马上就能演，我现在教的戏都是小时候学的。现在的学生，学完了就跟狗熊掰棒子一样，只剩下最后一出戏。我们那时候一天演两三场，演熟了，印象就深，现在的学生学了以后演一场，汇报一次，就搁起来，指不定要隔多少日子再演这出戏，怎么能记得住?现在的演出环境跟我们那时也不一样，那时候看戏是主要的娱乐方式，所以观众就多。现在可看的东西太多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戏曲界出现一种现象：任何剧种、任何剧团甚至任何演员，要想所谓的成名，就必须得排演大戏、新戏。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年轻时常听老师们说，学员就要多学传统折子戏，少排大戏、新戏。我们那时候在学员班，我共学演了近70个折子戏，包括旦行中的闺门旦、花旦、武旦等各个家门。1959年我们开始排演全本《牡丹亭》，由我主演杜丽娘，因为有了几十出传统折子戏的基础，“世”字辈的师兄弟姐妹们排戏的速度就非常快。

　　与15位老师学戏 上台演出是最欢快的事

　　记者：您学艺的时候进步很快，其中一个原因是得到了很多大师的指点。

　　沈世华：能接受那么多老师的指授，都是因为周传瑛先生。他不论在哪里见到“传”字辈的师兄弟，总是把我叫过去：“世华，叫老师。”然后托付他们：“这个小囡蛮灵光格，侬教教伊吧。”我唱了63年昆曲，虽然我条件一般，但遇到的都是好老师，有13位老师教过我，另外还有俞振飞、言慧珠两位老师。在文化上我受张宗祥、沙孟海两位先生的影响。张宗祥先生是我们老师的文化老师，张老是前清举人，书法家，后来是浙江省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是大学问家，人称活字典。他一向支持昆曲，在上海曾义务给“传”字辈的几位老师补习文化课。当时我们团离张宗祥先生住的地方很近，我们没事就去他那里，那时候我们十几二十岁，我们叫他“阿嗲”，就是爷爷的意思，他从来舍不得叫我们名字，就叫宝宝。他说你们的老师我教过，现在你们也都长大了。

　　记者：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唱戏的情形吗?

　　沈世华：第一次贴片子上台，是在《奇双会》里给李桂枝(张娴老师扮演)配演贴身丫鬟，这次我才知道传统扮相演戏不是闹着玩儿的，打从勒上头我就觉得不好受，像戴了孙悟空的金箍，可是戏才刚开场，李桂枝小姐唤道：“丫鬟掌灯!”我就像没吃饱饭一样勉强搭了一句腔，好不容易等到小姐说：“丫鬟，与我取杯茶来。”我像得了特赦一样，赶紧跑进后台，哇的一声吐了。

　　我第一次正式演折子戏是在1954年，演的是传茗先生亲授的《孽海记·思凡》。1955年学习《牡丹亭·游园》，很快就到南京中华剧场演出。有句俗话叫“初学三年，天下都去得”，刚开始学戏，能上台演出就是我最欢快的事，一般很少怯场。不过那天化妆时听到有人说：“今天来的可都是名演员，京戏的程砚秋、尚小云，越剧的袁雪芬……”我心里一动，心想我要是演砸了怎么办?这时传茗先生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我教的，错不了。”那天演出圆满结束后，身材高大魁梧的程砚秋先生还走到后台向演员表示慰问。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当年程砚秋先生组织的秋声社唱过不少昆曲戏，那时的主笛就是传茗先生。

　　记者：朱传茗先生被认为是“传”字辈中最出挑的旦角，能否说说您和他学艺时的细节?

　　沈世华：传茗先生说，把戏学到自己肚子里，烂不了，更不会跟你要饭吃。传茗先生平时对我非常慈爱，但在学戏和演出的时候非常严格。他常强调眼神的运用，他说，在台上表现一个人物，动作一定要准确、优美，眼睛也要准确。假如手指的方向是平的，那么眼神看着手指方向的上方就是错的。动作再优美、再准确，眼神不跟着到位，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动作和眼神还都要符合观众看戏时的视线，无论哪个人物出场，一定要设法迅速把全场观众的注意力拢在自己身上。昆曲讲究有声皆歌，无动不舞，有的人长得不一定漂亮，但站到台上很有光彩，关键就在于眼神和表情运用得当。朱老师对我们毫无保留，他说：“过去有的演员不肯随便讲说舞台表演的诀窍，旧时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一段戏’‘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说法;而我现在有国家给我的工资，用不着保守，只要我会的都可以教给你们，我就希望学生好，日后能超过我就更好了。”

　　带着遗憾离开浙江昆剧团 淡出舞台授徒传艺

　　记者：您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很少登台，为什么?

　　沈世华：我丈夫钮骠是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的，我们结婚后，他几经周折调到杭州。他的主业是京剧表演和研究，在杭州只能当当导演写写剧本，有些缺乏用武之地。正好遇到中国戏曲学校的史若虚校长到杭州招生，史校长想让他回北京。钮骠想去，但假如不连我一起走，就要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那时候两地分居挺难的，现在高铁，北京到杭州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不得了，要坐26个小时的火车。我思虑再三，去找王传淞先生征求意见。传淞先生明白了我的来意，连声叹气，“钮骠是个好人，你呀，还是找对了人了。你跟钮骠去北京，也好……唉，你去问问你们‘先生’(周传瑛先生)，他要没意见，我也没意见。”那么我又去征求传瑛先生的意见。原以为先生会大发雷霆把我骂一顿，这样我也就有理由不离开杭州了。没想到他表情淡然，只说了两个字：“走吧。”这个态度太出乎我意料了，我懵了，心想他怎么一句挽留我的话都没有呢?回家后我含着眼泪把传瑛先生的态度告诉钮骠，他倒如释重负，当天就买火车票先回北京去安顿一切。那时候调一个人很不容易，我的关系落到北方昆曲剧院，再后来又到戏曲学院当老师。到北京之后就以教学为主，很少演出了。

　　记者：离开舞台，觉得遗憾吗?

　　沈世华：我离开浙江到北京，其实也是一个误会。到1985年，浙江昆剧团再次进京演出，传瑛先生亲自带团，我和钮骠赶到浙昆的驻地看望各位老师和师兄弟们。见到传瑛先生，他对我说，你好狠心啊!我和你王伯伯(指王传淞先生)好不容易培养出你这么一个“林黛玉”式的演员，我们把《浣纱记》《鸳鸯》的剧本都准备好了，就想给你排，可你说走就走了!我说你也狠心啊，一句挽留的话也没有。他说，挽留你?你就不应该提出这个要求!你连想都不能想!这么多年我培养你容易吗?!我说，那我当时也不知道啊，我以为你真同意了。其实呢，他当时如果挽留我，我也就不走了。

　　沈世华口述

　　我亲历了《十五贯》进京全过程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最初是周恩来总理看完昆剧《十五贯》后的评价，后被引入1956年5月18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标题《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1956年我们这出戏全国巡演，还拍了彩色戏曲故事片，当时全国千千万万观众都观赏到古老的昆剧，知道了周传瑛、王传淞的大名。那一年我只有15岁，几乎经历了这部戏的整个创编过程。

　　新本《十五贯》1956年元旦在浙江胜利剧院正式演出后，票房由冷转热，连演24场。1956年年初，省文化局安排我们团到上海永安剧场演出《长生殿》和新本《十五贯》。到上海后，一开始看戏的观众并不多，后来慢慢多了起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和华东局、上海市的领导魏文伯、陈丕显等同志也来看戏，他们对我们团的戏印象很好，决定推荐我们去北京演出。

　　1956年4月1日，浙江省文化局请示省政府后决定，批准民营公助的“国风昆苏剧团”改为国营的“浙江昆苏剧团”。随后我们进北京演出，主要带的剧目是一台新本《十五贯》、一台《长生殿》和一台昆、苏折子戏。

　　那时从杭州到北京要坐两天两夜火车。我们坐硬座车厢，除了身体不太好的传瑛先生有座位外，其他人都在硬座底下铺了席子休息。火车要先停在天津，搬下行李、服装道具和布景，换小火车去北京。

　　进京后，先是两场观摩演出，4月8日演《十五贯》，9日演《长生殿》。然后4月10日起在前门外广和剧场公演《十五贯》。很快，北京文化界的周扬、马彦祥、林默涵、梅兰芳、欧阳予倩等领导和艺术家们都来看戏。4月17日，我们全团坐着汽车进入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除了去外地视察的周总理，几乎所有的中央首长都来了，我们演员都激动得要命。演出结束谢幕，我看到毛主席站起来给我们鼓掌，一边鼓掌一边笑。

　　从怀仁堂演出结束回到广和剧场，《十五贯》更受欢迎。4月19日晚上，周总理来看戏了!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在文化部领导陪同下来到后台。总理招呼大家一起坐在条凳上。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对总理说的第一句话记忆犹新：“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啊，给北京人民带来了一出好戏。”总理希望我们能常来北京演出，传瑛先生壮着胆子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非常想来北京演出，但是，一来现在演出一张票卖2毛5分钱，每张票要缴5分钱娱乐税，剧团收入少之又少;二来我们的舞台布景虽然不重，但体积大，按铁路规定运费很高，所以我们到外地演出困难重重。”总理听了以后，很干脆地说：“娱乐税应该取消，托运嘛，应该按重量而不是按体积来计算运费……”那天总理在后台，足足和我们谈了五十多分钟。

　　4月21日，文化部在吉祥戏院召开奖励大会，由中央负责同志颁发给浙江昆苏剧团5000元奖金，并传达了毛主席的三点指示：“《十五贯》是个好戏。这个戏要推广，全国各剧种有条件的都要演。这个剧团要奖励。”500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那时一毛钱能买10个鸡蛋。传瑛先生除了留出相当一部分给团里添置行头道具外，还给我们每人发了12块钱，让我们做衣服。团里的女孩子们就去绸缎庄，我花了7块多钱做了一件中式棉袄，粉红色缎子，还钉了亮片;剩下几块钱买了耐磨又保暖的棉质衣服。当时老百姓穿的多是灰色、蓝色，我们几个女孩子穿着各色缎子衣服走在街上，别提多引人注目了。

　　5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主持召开了由我们剧团和首都文艺界两百多人参加的《十五贯》座谈会。座谈会从上午9点开到下午3点，总理在全程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又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总结发言，讲话内容后经整理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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