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偶然在《剧作家》杂志上看到了孙崇涛先生的回忆录连载，内容大概是在杭州大学求学时的段落，很感兴趣，随后才知作者其实这些年一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再之后获赠了全本《戏缘：孙崇涛自述》，正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表达的：这不仅仅是一部自述人生经历为目的的个人回忆录，而是“用散文写历史，以自述表学术”的一部别样的戏曲史，第一时间大快朵颐地读完，突出的印象浮现出四个字：人，戏，书，缘。

 

       先说人。孙崇涛先生，生于浙江瑞安，与戏曲学界前辈王起（季思）、黄氏兄妹（宗江、宗英、宗洛、宗汉等）是同乡；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班戏曲系（导师张庚），与中国戏曲学院前后两任院长朱文相、周育德是同学。1981年毕业留院，历任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兼博士生导师、戏曲史研究室主任。2000年退休，应聘执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系，任客座教授；2002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在院及退休期间，先后应邀讲学于英国牛津、荷兰莱顿、韩国首尔、美国斯坦福等校，兼任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部教师、院文献所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合作研究员。主要从事戏曲史论、文献研究，偶事文艺评论与创作。代表性专著有：《南戏论丛》、《风月锦囊考释》（以上中华书局出版）、《戏曲优伶史》（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戏曲十论》（台北）、《戏曲文献学》、《戏缘：孙崇涛自述》（以上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若是概括一点说，作者是生于南戏故乡，求学及就职于戏曲研究重镇，讲学足迹遍布海内外，戏曲史论著作成果颇丰的一位戏曲史家。

 

       次说戏。作者与许多戏曲史家的共同点，就是自幼看戏，并嗜戏如命。戏，在其八十载人生中所占的比例竟与生理年龄相差无几，无论是近代形成的京剧、杭剧，千余年前成熟的南戏，甚至属于祭祀戏剧范畴的目连戏，在作者自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各个历史时期，小城、县城、省城、京城各个不同空间的观剧感受中，都有着别样的风姿和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戏缘》中所记录作者早年在温州的看戏经历，不仅仅有他本人的亲眼所见，还有对其父看戏、研戏的亲耳所闻，以这样的背景与视角，看似勾画的是两代人近百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叙述的其实是近代戏曲史生动的发展脉络，读来饶有兴味，且毫不费力。这，当然是《戏缘》中“戏”之主体，但并不是全部，这里可举“失败了的‘杭剧改革’”一节为例：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妄议”了“杭剧”这个剧种的改革——不但是某个剧目的创新，而且是响应周总理指示，借此做一番大事业的宏伟理想，就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错，甚至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是否遵循了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戏曲艺术在舞台上的时空观，假如人为地为改变而改变的固化，显然是化短为长。60年前，几位书生纸上谈兵，没有成功并不奇怪，也并不损失多少资源，相反还能通过一次实践，丰富自己对艺术的认识和经验；由此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有多少打着政令影响的旗号、以艺术的名义、以创新的理想、用纳税人的钱做的同样不正确的“改革”，有时却连批评的意见都不允许公开发表；联想到这里，我似乎从作者貌似笑忆同学们年少轻狂、自我检讨的戏谑文字中嗅出了辛辣的味道……这，亦是戏，人生大舞台上之戏。

 

       再说书。作者曾出版专书14种，编纂图书若干，发表各类文章300余万字，著作曾获中国出版政府提名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王国维戏曲论文奖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论文奖等奖项。这些学术成果都得到过海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但依然不能使作者就此止步，《戏缘》的撰写，还试图创造性地弥补一道不深不浅的裂痕——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隔阂。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深谙中国传统写史甚至是立论的方式：不是讲一番大道理，凑一堆“问题意识”，拉几个这“可夫“那“斯基”的话来充门面，而是娓娓道来地讲人生故事，诸般的理论都深深地蕴含在故事之中。作者对往事的记忆，看似漫不经心，信马由缰，甚至略带游戏，但本质却是以史家的史识与史笔来精心选择的；再加上看似平淡其实生花的妙笔描述，细节尤为生动，尘封在平面资料中的传说，比如郭在贻先生，在作者保存的手札中，潇洒的书体亲切地写着“崇涛兄”，内容却是“母老，家贫，子幼”，近四十年前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状况顿时在眼前活了起来。今时追怀先辈，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样貌、声音、语调、字体，总觉得这些信息更加具有筋骨和温度。

 

       最后说缘。人们往往将不可捉摸规律但又能实现良好愿望的动因称为“缘”。作者大半生的个人轨迹，无论是中学、大学、研究生阶段，几乎都可说是与戏结缘；大半生的个人交往，无论是与同年学友、前辈学者，甚至后辈青年，也几乎都可说是以戏结缘。风雨沧桑半个多世纪，作者的人生经历遍及南北，遍及海内外，“大地山河”常常“一担”所装（指作者从赴省城上大学直至赴京城读研，所带行李一直是用家乡的一条扁担来挑负），字迹斑驳的各种笔记却在渡尽劫波后仍能保持完璧，我想这至少应是他在古稀高龄仍保持惊人记忆力的“秘笈”之一。作者不但用他的眼看舞台上的戏，更是用来观世相，思接千载，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如同纪录片镜头般的表达，对，是镜头表达，而不是漫无目的、琐碎的镜头记录，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后的精准表达；而一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则用寥寥数笔，甚至是用留白的方式来引发读者自行探索的兴趣。明明心潮澎湃、波澜起伏，笔下却如流水一般自然温婉，但极有力量。这样的写作方式，阅历较浅的读者读觉得有趣，阅历丰富的读者，能够从中读出微言大义，读出言有尽而意无穷，而对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研究者而言，治史者能从《戏缘》中看到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治戏曲者能从《戏缘》中获得鲜活的观剧感受，而无论治何种其他专门学问者，都能够从作者的求学经历中学到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当然，还包括为人处世的原则和规范。戏缘，虽妙不可言，培育文化基因，种子、土壤、阳光、水份等等，也缺一不可。

 

       张庚先生曾经把戏曲学的学科建设，总结为五个架构层次，即资料建设——志书集成——历史研究——理论研究——戏剧批评，假如说这五层次是个正向序列，那么在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发展史的研究实践中，正好产生了一个相对的序列：研究戏曲，其第一位的客观对象是活态的或者曾经活态的舞台艺术，对其的感知，构成审美体验文字，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归纳、提升出理论总结，而种种理论积久，就成为了艺术发展历史研究的对象，将其记录在一起可以积淀成为志书、集成，而后学者，正可以将这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志书、集成作为自己研究的可靠资料。作者常说，论从史出，史从文献出。其实，文献包含了文（典籍）与献（贤者之记忆）两层内涵。《戏缘》一书，恰好文、献兼具，恰好将学科架构与研究实践这两个序列正反相接，构成循环，后人若能从此切入，当可攀上前辈的肩头，明晰其生命之元气。这，也是一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