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从遥远的古代走来，从声声入耳、万人空巷到咿呀难懂、观众老化，是否已离我们远去？应第七届福建艺术节邀请，著名戏剧理论家、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崔伟昨天上午在大梦书屋举办了“戏曲四忧”专题讲座，本报记者在讲座前后对其进行了专访。

　　崔伟认为，中国戏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艺术的奇葩，弥足珍贵。目前我国戏曲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数据显示：仅2014年至2017年，国家艺术基金在戏曲方面投入了7亿多元人民币，资助了557个戏曲项目，而各地的扶持更是极为可观。但戏曲创作仍突出地存在着数量与质量的严重倒挂，经典力作与可称高峰的作品并不多。因此，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检讨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文本创作中人文精神缺失

　　从新闻中找线索、从本土名人中找线索……这是时下戏曲创作题材选择中的一种趋势，这就使题材和人物极度缺乏作者对历史与生活的由衷感动和强烈创作的自觉，那种发现生活、感悟生活的不吐不快、感动、激情都越来越少。崔伟说：“现在不少戏曲让戏迷觉得舞台上少了那种艺术家发现生活、感受生活、表现生活所应带来的激情与真情，这样就不会震撼人、启发人、陶冶人。”

　　崔伟说：“戏曲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传统戏曲存有沉甸甸的人文力量和情感传达，并且充满中华文化特有的国家观、民族观、是非观、审美观。比如中国京剧有许多三国戏，这些戏有多少刀光剑影的场面？基本上都在讲战争中人的智慧或对和平的呼唤。现在我们看到的不少剧本看似提高了文学性，实际上缺失了人文精神，缺失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的一种思考。”

　　人物塑造性格情感干瘪化

　　戏曲故事需要通过剧中人物来呈现，好戏能让人永远记住剧中人物，这些人物往往情感丰富，有感染力。

　　崔伟举了一个例子，南方某个剧团想写一部反映当年改革的著名事件。但却不是寻找熟悉当年历史发展和此地民俗社会风情的编剧，先是瞄准大名家，找了好几位编剧未果，最后这活落到一位年龄不大的北方剧作家的身上。他只是花了一两个星期到农村采风，之后就开始动笔。由于他太年轻了，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年代的生活经历，没有深入理解基层农民的心态，自然作品成色不好，观众不认可。

　　豫剧《朝阳沟》在中国现代戏的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品位和高度，崔伟曾与该剧编剧杨兰春接触不少。生活中杨兰春看上去就是一位农民，其实他学过话剧和歌剧，因为写《朝阳沟》，他与农民打成一片，有了农民的烙印。崔伟说：“我知道一些剧作家，现在连写历史剧都不去查阅历史书，而是从网络上百度相关词条就开始动笔，这类作家写的剧本角色能够丰满？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戏人物情感干瘪没性格，即使有性格也没震撼力。”

　　舞台上的戏曲神韵淡薄了

　　现在不少戏曲还没上演，就告诉戏迷该剧吸收了歌剧、舞剧或电影元素，当成亮点宣传。崔伟认为：“这是将传统戏曲消解了、稀释了。戏曲必须遵守戏曲的审美规律，现在外来导演对本土戏曲的侵入太多，话剧、歌剧、舞剧等元素加了太多，戏曲的神韵让戏迷找不到了。”

　　崔伟说，梅兰芳、马连良等大师演的新戏都有导演，可导演一般是躲在幕后的，他们是为大师服务的，观众欣赏的是舞台上的“名角”。“现在不少戏曲节目单上模仿电影界张艺谋作品、冯小刚作品的模式，印上某某人（名导演）的作品，以为这样有号召力，其实是将本该唱主角的演员弱化了。你不想想，导演是外来的，也许他连当地方言都听不懂，更不要说对当地戏曲剧种的了解，现在反客为主，与演员抢戏了，这对戏曲发展有帮助？”

　　评论家乱戴高帽让人迷失

　　戏曲的最佳评论者是观众，可现在一些评论家与剧团或编导抱团，以不严谨不诚实的评价让观众迷失了方向，也混淆了好戏的标准。

　　崔伟说：“这年头评论家很多，有良心、有艺德、讲真话、有权威的戏曲评论家却不多，因此人们才强烈呼唤重振评论的权威。一部新戏上演还没两三场，剧团或编导就花钱让一些评论家戴高帽、抬轿子，仿佛精品问世。这些评论通过各种公关手段，往往还能在媒体上公开发表。”

　　崔伟建议戏曲也要引入追责制度，对那些花了国家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演了几场就演不下去的剧目实行追责；对那些盲目对滥戏戴高帽、抬轿子的评论家进行问责，只有这样，中国戏曲才能走上良性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