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氍毹悬明镜， 广袤天地树高风。

 梨园耕耘五十载， 教坊传艺千秋功。

 稷山颔首啭呜咽， 丹水扬波放悲声。 

斯人一去云鹤渺， 菊坛再无朱文龙。

　　这首七律诗，是我在2006年3月4日朱文龙老艺人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对老先生一生的总结。从稷山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就在想：一定要为老先生写点东西，因为他是对宜川蒲剧艺术事业贡献最大的一个人。蒲剧传统艺术对他而言，那就是生命的全部，他是一个只为蒲剧而生的，在宜川的戏剧史上应该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5年，二十三岁的朱文龙从山西稷山来到了宜川。那时他风华正茂，意气方遒，别看他年轻，在当时的蒲剧界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角”了。观众称他“迷三县”，因为他在蒲剧行当中工旦角，在舞台上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女性人物“迷”倒了许多观众。他的代表作《藏舟》、《挂画》、《杀狗》、《汴梁图》等剧目深受广大戏迷们的青睐。这一年，他和刘天喜、周宏恩等几个艺人在集义镇共同创建了宜川县历史上第一个蒲剧团。

1972年宜川蒲剧团演员学生合影（前排中为朱文龙）

　　宜川地处陕北、关中、晋南三个地区的交界处，通过对陕北农牧文化和关中、晋南农耕文化的兼容并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宜川地域文化。也许由于这种地域文化所衍生的民风、语言、习俗等非常适合蒲剧艺术的生存，随着朱文龙在集义第一个蒲剧团的创立，蒲剧这一传统戏曲艺术便在宜川的土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宜川解放后的第四年，即1952年，朱文龙惨淡经营了七年的蒲剧团被宜川县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宜川县人民剧团”，朱文龙当时任导演、主演还兼教练。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朱文龙人生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宜川县蒲剧团史上最为灿烂的时期。那时的宜川剧团人才济济，生、旦、净、丑行当齐全，而且一个个技艺超群。朱文龙导戏、演戏、教戏，忙得不亦乐乎，感觉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不仅得心应手，而且精力充沛。沉浸于蒲剧艺术事业中的朱文龙一年四季除了放假，几乎不回稷山老家。那时候蒲剧的摇篮——山西运城、临汾地区的群众一听说宜川剧团来演出，真可以说是万人空巷。演出期间，街谈巷议，赞誉不绝。到了五十年代末，朱文龙因为嗓子的缘故，已很少担纲主演了。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导戏、教戏、育人上来。

　　说到朱文龙先生的导、排戏，他是沿袭师承，严格按照蒲剧艺术的传统程式要求的。其实不只是朱文龙一个，很多戏曲界老艺人都有固守传统不许越雷池一步的理念。当时在剧团，我负责“艺术委员会”的工作。他作为导演，每排导一个新剧目都要经过“艺委会”的审核。可是每当我向他提出修改意见时，他总是固执己见，坚持原作。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师父就是这样教的，是不能动的。”因此我们俩人经常发生争执。因为他排的大都是些传统剧目，过去唱戏的从小就进戏班练功，大部分人文化程度较低，在艺人们的口传身授过程中，难免以讹传讹。而且过去未经整理改编的旧剧目中，主题、内容、表演不统一，枝蔓旁出，喧宾夺主，迎合观众低俗趣味，文理不通的“水词”等现象都屡见不鲜。为什么一些老艺人要像战士坚守最后一寸阵地那样，固守传统呢?这还得把戏曲和蒲剧向读者作一简要介绍。

　　中国戏曲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千百年漫长的过程中，戏曲与其它各门类的艺术如音乐、美术、舞蹈、武打、杂技、曲艺，互相影响，融会贯通，兼容并蓄，并按戏曲本身“程式化”、虚拟写意的艺术规律不断“化合”创新，日臻完美，终于形成了“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性艺术体系。中国戏曲从艺术审美层次上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数百年来，经过观众与演员的共同创造、磨合，中国戏曲艺术的“程式化”表演已为广大观众和演员所认可，在演出过程中配合默契。可以说中国戏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老艺人对它厚爱有加，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戏曲史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无论哪个地方剧种的戏曲之所以在民间能充满活力地传承不息，就是因为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借鉴、学习和创新。蒲剧虽然在全国360多个地方剧种中算个小剧种，但它却历史悠久，可以说是北方“板腔体”(也叫梆子戏)戏剧的鼻祖。

1976年宜川蒲剧团演员合影（第三排右一为朱文龙，右二为作者）

　　蒲剧的发源地蒲州，在元代时是重要的水陆交通码头重镇，那时蒲州是仅次于京城大都(今北京)的全国第二大都市，异常繁华。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故事发生地就在这里。蒲州隔黄河对面就是陕西的同州(今大荔县》，后来到了明末清初，北方最早的梆子戏形成后，艺人们一分为二，隔河而治。山西一方发展为蒲州梆子，这就是蒲剧。陕西一方发展为“同州梆子”，这就是秦腔的前身。在山西晋北，后来又有艺人把蒲剧和当地民间小戏相融合，创新成为一个新剧种，这就是晋剧。蒲剧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以唱腔高亢激越、表演细腻，特技“绝活”艺压群芳而享誉梨园，蒲剧的“翎子功”、“梢子功”、“髯口功”都非常讲究，尤其是“帽翅功”那可是蒲剧的“原创”，是上一世纪蒲剧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阎逢春先生首创的。蒲剧这些特技是中国戏曲艺术把人物心理活动通过服装、道具，外化、物化、表演化的一种独特的技巧。当然，它的表演也完全是美化的。阎逢春在一出叫做《杀驿》的戏里演一个驿丞，一次解来一个犯官，这个犯官是个忠臣，他想救这个人，若是救了，他自己就要丢官，若是不救，良心又不安。救还是不救，心里非常矛盾。这事不能找人商量，因此，用对话表现不行，用独白和大段唱腔又不足以表现人物此时心里的剧烈矛盾。怎么办呢?他这时就巧妙地运用了纱帽翅的特技，观众只见他左边的纱帽翅在慢慢抖动，说明他脑子在紧张地思考，一会儿左边停了右边的又开始抖动，右边停了，左右一起抖动、旋转，形象地表现了人物此时心里左思右想、矛盾交错的心情。突然，两边帽翅全停了，一点都不动了，这使观众立即意识到他做了决定。观众非常看得懂，而且很远也能看清楚。把人物内心很细微的东西能表现得这么鲜明，真是难能可贵。所以说，中国戏曲表演艺术非常高明，非常了不起。这也使我们可以理解老艺人为什么那样呵护、固守传统了。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些传统的守望者，我们的民族传统艺术才得以保留和传承不息，才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昆曲”这样的民族瑰宝。但是一切表演艺术形式如果不发展、不创新，用一个时髦的词不与时俱进的话，那就会变成僵死的“文物”或再不能为时代所用的“遗产”。

　　朱文龙先生对宜川的戏剧事业贡献是巨大的。他一生执导、排演了大型的传统剧目70余部，先后创办过六个蒲剧团，而他的主要功绩则是在“教戏育人”上。他一生为宜川培养了200多名蒲剧表演人才，其中不乏佼佼者。必须提及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第一届学生中的李四德。李四德是朱文龙的稷山老乡，从小跟朱先生到宜川学戏，后来成为宜川剧团的团长兼导演。李四德在观众中的声望很高。山西的群众把宜川剧团称为“四德剧团”，前面说的宜川剧团在山西演出“万人空巷”的情况，观众主要是冲着李四德去的。李四德是蒲剧演员中的奇才，生、旦、净、丑均能扮演。剧作家墨遗萍先生在他的《蒲剧简史》一书中介绍蒲剧历代名演员时，对他的评价相当高，他说：“李四德，蒲剧演员的后起之秀，他演的老生戏仅次于闫逢春，他的小生戏与筱月来齐名”。他的老生戏名作《徐策跑城》，小生戏《周仁回府》，武生戏《反西凉》，场场脍炙人口，不仅感动观众，而且每场演出都能感动文、武场面的乐队。我曾看过他演的《白蛇传》，前半场演小生一一许仙，后边到“水漫金山”时，白蛇要和众水怪武打，而演正旦的女演员一般都没武功，这时李四德把头脑一装扮，服装一换，竟演起了白蛇。他娴熟的“把子功”加上那阿娜多姿，刚柔相济的身段，俨然一个巾帼英雄。今天像这样的演员也是凤毛麟角。另一个就是朱文龙的第二代学生温俊祥，国家二级演员，在晋南地区很有影响。他以工须生为主，至今仍非常受观众欢迎。他的唱片和影碟也十分畅销。在此，我不可能一一介绍朱文龙的所有学生，只此二人可见一斑。

1975年，作者王天翔（后排右一）朱文龙（前排中）潘正华（后排左一）等合影

　　朱文龙先生在县剧团期间(包括1970年二次进团)教戏教人从不懈怠，也从没有时间观念。我们经常在深更半夜可以听见他给学生说戏，教唱腔。我非常敬佩他那超常的记忆力，几十本戏从头至尾每句台词、唱腔，甚至锣鼓点，一招一式他都能背下来，除了教戏之外，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他秉烛伏案、彻夜写作，整理脑子里那些传统剧本。

　　1966年文革开始，剧团解体，朱文龙先生自谋生路。即使这样，他还是没有离开宜川，他在宜川的秋林、交里等农村打工维持生活。物质生活上的艰辛自不必说，作为一个对蒲剧艺术执着追求达到痴迷程度的人来说，这四、五年精神上的压抑可想而知。因为蒲剧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工作，是谋生手段，那简直就是他的生命。这期间他还利用偏僻农村的群众基础，组织了一个皮影剧团，活跃于农村山乡的穷乡僻壤。

　　1970年恢复了宜川剧团，朱文龙回团当厨师还兼教练和导演。到了七十年代末，传统戏开始恢复上演，朱文龙先生又有了用武之地。他又焕发了第二次艺术青春，执导了一批蒲剧传统剧目，如《十五贯》、《法门寺》、《游龟山》、《薛刚反唐》等，而且培养了赵胜利、赵俊明、冯铁广等一批优秀演员。

　　1985年，朱文龙先生退休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与宜川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结下了深不可解的情结。但朱文龙并没有离开宜川，也没有离开他终生为之守望的蒲剧艺术事业。从1985年到1998年，他分别在集义、高柏、牛家佃、英旺几个乡镇的农村，兴办了四所戏校，培养了近百名蒲剧演员，这些学生至今仍作为主力，活跃在蒲剧舞台上。

　　朱文龙是一个嗜戏如命的人，物质生活无论怎样乏匮艰难，他都能忍受，可是不让他从事戏剧事业，他是绝不甘心寂寞的。从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到耄耋之年的老翁，他把毕生的精力、心血和汗水都洒在了宜川这块土地上；他殚精竭虑，倾其所有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宜川的蒲剧艺术事业。应该说，宜川蒲剧团作为陕西省唯一的一个蒲剧团，能够持续到今天，朱文龙先生称得上是一代宗师，功不可没。他为宜川的戏剧事业辛勤耕耘了五十多个春秋，直至生命尽头。宜川人民不会忘记朱先生半个世纪的不懈追求和一生奉献。

　　朱文龙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那对蒲创艺术执着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对宜川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将永远铭记心中；他对宜川文化艺术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功绩将记载史册，彪炳千古。

　　朱文龙先生对传统艺术的执着守望，使我们今天能够徜徉于蒲剧这一精神家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责任，但是，生生不息的地方戏曲这种“活文化”，是不应当变成僵死的东西的。因此传承、创新、发展传统戏曲艺术，为时代所用，更是我们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我相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戏曲一定能创造出表现现代生活、为广大观众所认可的新程式、新作品，并能为今天年轻观众所欢迎的戏曲精品。

　　让古老的蒲剧艺术焕发新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告慰朱文龙先生最好的方式。 

作者简介

　　王天翔，1947年生，陕西省宜川县人。宜川中学高六六届毕业生。曾插队当过农民，民办教师，担任过剧团作曲、编剧，工会职工文化工作者，壶口景区领导等。政协宜川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第四、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现为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宜川县作家，戏剧家协会主席。蟒头山民间文化协会会长、壶口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曾创作大戏九部，小戏十四部，小品十六个，其中小戏《村官罢免》，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优秀剧目奖及全国唯一优秀编剧奖。创作曲艺陕北说书《三弦战士韩起祥》获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提名奖、在“韩起祥杯”——首届中国西部优秀曲艺节目展演中荣获一等奖。大戏《黄河浪》、《圪针滩》、《河魂》，小戏《毛驴照》、《拆墙》、《二贤祠轶事》等剧作获陕西省创作一等奖，并有多部作品多次获延安地、市创作奖。蒲剧《河魂》获2015年度国家文化部预算基金资助项目、陕西省“2015年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以及“第三十届田汉戏剧奖剧本奖”。

　　编著有《王天翔剧作选》、《人间仙境蟒头山》等书出版发行。发表散文、诗歌50多篇，创作歌曲80多首，其中曾获全国二等奖。延安市作曲一等奖。二00五年获延安市“艺术创作‘一二三’工程成绩突出一等奖”。电影剧本《就恋这一片黄土》入选2020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其人还是壶口景点开发创业第一人，为壶口瀑布景区开发建设事业、旅游产品的宣传推介以及地域文化的传播工作倾注了毕生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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