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地方剧种有河北梆子、保定丝弦、老调、高腔、北昆、哈哈腔、定州大秧歌、上四调、横岐调、新颖调、十不闲、诗赋弦、蹦板调、贤寓调、新城小秧歌、保定皮影16种。

　　保定的戏曲史可追溯到金代的院本。《辍耕录》载：“院本的演出活动，盛行京师(今北京)，遍及郡邑”。定兴城内金大定八年(1168年)建的东林寺戏楼，即演院本的场所。金末正大四年(1227年)，张柔重建保州(保定城)，曾建浮香、金台二酒馆，并建乐棚两座(见元好问《顺天府营建记》)。当时的酒馆、茶馆不仅是饮酒喝茶之地，还有说唱等文艺活动，乐棚则为专门进行文化戏曲等演出场所。金代保定地区的庙宇比比皆是，庙前均建戏楼或戏台，为飨神歌舞，唱戏之所。由此可知，当时保定地区的戏曲活动已很频繁。

　　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大都(今北京)之后，元曲杂剧异常兴盛。保定为畿辅之地，随着杂剧的兴起，出现众多元曲杂剧作家，如祁州<安国)的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作《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蝴蝶梦》等杂剧60余种，定兴王实甫作千古绝唱《西厢记》等14种，祁州吴弘道作杂剧《子房货剑》、《火烧正阳门》、《醉游阿房宫》、《屈原投江》等，保定李好古作《赵太祖镇凶宅》、《巨灵神劈华岳》、《张生煮海》等，涿州王伯成作《贬夜郎》、《张骞浮槎》、《兴刘灭项》等，定州彭伯成作《月夜京娘怨》等。杂剧作家在保定地区分布极广，元杂剧的演出已成为保定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

　　明代，北曲杂剧作家减少，除仅见于嘉靖年间的保定府通判冯惟敏所著《僧尼共犯》、《梁灏不伏老》等杂剧较著名外，其他不见于史册。但从各县明代建的戏楼看，杂剧演出活动比元朝更加频繁。明词曲作家朱有炖所著《桃园景》记载了保定府在城乐户名旦桔园奴因臧桃儿“做的好杂剧”，而想娶作儿媳妇的故事，亦反映了保定杂剧演出的情况。

　　明中叶以后，南方的弋腔、昆腔北上，影响了北方的戏曲。清初，保定一带的戏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外地剧种的流人，保定的戏曲成了大融合、大调整的局面，为后来保定出现多剧种、多声腔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除弋腔(高腔)、昆腔外，各地民间的秦腔、罗罗腔、弦索腔、柳子调等亦兴盛起来。乾隆、嘉庆年间只准昆、弋两腔在北京演出，其他剧种一律禁止。秦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流入保定地区的。帝、后“国丧”期间，包括昆、弋在内的剧种亦禁止在京演出，各剧种部分演员流人保定地区。由于外地剧种在保定地区的影响，出现了多剧种的局面。至民国年间，包括秦腔改为河北梆子，昆腔改为北昆的剧种，加上本地戏曲，剧种已达15个。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各剧种受到严重冲击，翌年1月，中共领导的冀察冀边区在保定地区阜平县建立，为了用文艺团结民众，动员全民抗日，中共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戏剧”口号。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出现了新的戏剧演出高潮。除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冀中区及专区和各县县直属剧团(社)外，大量农村业余剧团雨后春笋般诞生。如不足10万人的阜平县有村剧团40个，望都县一区有剧团30个，定北县51个。解放战争时有所减少。新中国建立后，多数业余剧团有所恢复。1949年据保定15县不完全统计，有农村业余剧团525个。各县相继建立了专业剧团，除省、专在保定建戏校外，有的县也建立了戏校，培养新生力量。“文革”中，大部县解散剧团，建立宣传队，唱“样板戏”。改革开放后，又兴起戏剧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农村剧团大部分停止活动，以请专业剧团演出为主，取代了自娱性业余剧团的演出。

　　保定一带是一个多剧种繁衍发展的地区，包括曾经活动过但后来又基本上绝迹的剧种共有20余种之多。计有高腔、北昆、老调、丝弦、哈哈腔、河北梆子、定州大秧歌、横岐调、上四调、新颖调、评剧、蹦蹦、碰板调、贤寓调、十不闲、诗赋弦、京剧、晋剧、河南坠子、豫剧、蔚县秧歌、保定皮影等。按其分布区域的大小可分为全区性的和区域性的两大类，象河北梆子、老调、丝弦、哈哈腔、大秧歌、北昆、高腔、京剧、评剧、蹦蹦、保定皮影皆为全区性的，其余则为区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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